「阴山却霜」之俗解

北魏 鲜卑 柔然

《宋书⋅索虏传》记拓跋鲜卑风俗云¹：「其俗以四⽉祠天，六⽉末率⼤众⾄阴⼭，谓之却霜。阴⼭去平城六百⾥，深远饶树⽊，霜雪未尝释，盖欲以暖⽓却寒也。」四⽉祠天，据《魏书•序纪》，始于拓跋⼒微三⼗九年（258），乃拓跋⼒微统⼀阴⼭南北诸部后显示其政治权⼒的重⼤措施，⾄北魏初，演⽽为北魏政权四⽉西郊祭天之制，⾄孝⽂帝太和⼗⼋年（494）三⽉始明令废除。《魏书⋅礼志⼀》、《南齐书•魏虏传》⾔⽂甚详，此不赘。

拓跋六⽉阴⼭却霜之俗，唯见于《索虏传》此数语，其源起及演变之迹不明，⽽所谓「盖欲以暖⽓却寒也」，显系南朝⼈对魏制的牵强解释。《通鉴》东晋安帝隆安⼆年⼗⼆⽉条称：「魏之旧俗，孟夏祀天及东庙，季夏率众却霜于阴⼭，孟秋祀天于西郊。⾄是，始依仿古制，定郊庙朝飨礼乐，然惟孟夏祀天亲⾏，其余多有司摄事。」《通鉴》记事，显源于《索虏传》，据此，阴⼭却霜为魏都平城以前之「旧俗」，既都平城，便即废⽌，或「有司摄事」。揆诸情势，征诸史实，是又不然。

如所周知，拓跋鲜卑起源于⼤兴安岭东麓，⾄汉末渐徙于漠北草原，游牧于阴⼭南北，融合匈奴余部及部分丁零族众，⽅始壮⼤。拓跋珪迁都平城以前，拓跋鲜卑⼀些部落虽曾涉⾜平城左近的代、雁门等郡，但其主体部分仍活动于阴⼭南北地区。从拓跋⼒微到拓跋珪称代王吋期，拓跋鲜卑的政治中⼼基本上都在位于阴⼭南麓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其时⽆所谓「室⼤众⾄阴⼭」、「以暖⽓却寒」的必要。细绎《索虏传》所⾔，我们可以获得下述两个认识：其⼀，「阴⼭却霜」之俗始于都平城以后，故有「阴⼭去平城六百⾥」，「以暖⽓却寒」等说法。其⼆，「六⽉末率⼤众⾄阴⼭」是拓跋君主统领下的⾏动。据此认识，我们可以根据《魏书》本纪所记北魏诸帝活动情况，观察「阴⼭却霜」之俗的起源、变化及终⽌之迹，并藉以深索其中蕴含的政治⽂化意义。

⼀、“阴⼭却霜”之俗萌芽时期

公元 386 年，拓跋珪为诸部所推，即代王位于⽜川，称登国元年。是后⼗年间，拓跋珪活动于阴⼭南北，兼并各部，然常以云中盛乐为其驻跸之地。及皇始元年（396），兴兵击后燕，三年正⽉，于灭燕之后，徙中原慕容鲜卑余部、“⾼丽杂夷”及燕百⼯伎巧数⼗万⼈北返，抵于繁畤宫（今⼭西应县西），即“诏给内徒新民耕⽜，计口受⽥”。七⽉，迁都平城（今⼭西⼤同市），营宫室，建宗庙社稷，并离散鲜卑诸部于平城附近地区，定居农耕，不听迁徒。事见《魏书．太祖纪》。

拓跋珪之所以定都平城，⼀则新灭后燕，以图就近控制，故《太祖纪》天兴元年正⽉条有“发卒万⼈治直道，⾃望都铁关凿恒岭⾄代五百余⾥”之事。⼆则皇始年中，拓跋珪所并诸部已渐徙于平城附近。《太祖纪》：皇始⼆年⼆⽉，“贺兰部帅附⼒眷、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聚党反于阴馆。”阴馆地当天兴初所制平城京畿之南鄙。又《魏书•清河王绍传》：拓跋珪末发⽣政争，“朝野汹汹，⼈怀异志。肥如侯贺护举烽于安阳城北，故贺兰部⼈皆往赴之，其余旧部亦率⼦弟，招集族⼈，往往相聚。”“贺护”在同书《外戚•贺讷传》中作“贺泥”，为原贺兰部⼤⼈贺讷从侄。贺兰部本居阴⼭以北，《太祖纪》登国⼆年，拓跋珪以内难“乃北逾阴⼭，幸贺兰部，阻⼭为固。”⽽安阳城据谭其骧先⽣《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六国•南北朝”卷第 52 图，位于河北阳原县西南，属平城畿内代郡境，居于明⼭以北的贺兰部在皇始年中已迁往阴馆，离散诸部后又住于安阳附近，其它如纥突部、纥奚部及《清河王绍传》之“其余旧部”移居平城附近，是拓跋珪定都平城及离散诸部的前提。

惟拓跋鲜卑各部徙居平城附近，拓跋珪因之定都，并离散之，使之放弃游牧射猎旧俗，定居农耕，⽽未引起诸部严重的反抗活动，乃因柔然汗国兴起并向南发展所致。

当鲜卑拓跋部兴起时，柔然亦兴于漠北，“冬则徙居漠南，夏则还居漠北。”拓跋珪登国年间击柔然诸部⽽破之，柔然⾸领社崘率⼀部远⾛漠北，“侵⾼车，深⼊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北徙弱洛⽔，始⽴军法：千⼈为军，军置将⼀⼈，百⼈为幢，幢置帅⼀⼈；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击⾸杀之，或临时捶挞。”复并匈奴余部，“号为强盛，随⽔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碛。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国皆苦其寇抄，羁璨附之。于是⾃号‘丘⾖伐可汗’，‘丘⾖伐’犹魏⾔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皇帝也。”见《魏书•蠕蠕传》。据《魏书•崔浩传》，新兴的柔然汗国仍其游牧之习，“夏则散众畜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𧑐𧑐传》记拓跋珪天兴初与汉⼠崔宏论柔然语：“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嚚，每来抄掠，驾牸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牸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今社崘学中国，立法置战陈，卒成边害。道家言圣人生，大盗起，信矣。”社崘“学中国，⽴法置战阵”，应即学习他的对⼿拓跋珪在登国年中的⼀系列作法，柔然因⽽强盛，“南来寇抄”，“卒成边害”。柔然汗国兴于漠北草原，“⼩国““羁糜附之”之时适在皇始年间，这与拓跋鲜卑退出阴⼭南北地区远徙平城周围有重要关系。鲜卑诸部徙离昔⽇游牧射猎之地，麋集于平城周围的农耕地带，分⼟定居则势在必⾏，这不是拓跋珪个⼈⼀个命令所能办得到的事。

《魏书•太祖纪》：拓跋珪定都平城后，曾于天兴⼆年（399）正⽉“北巡”，“分命诸将⼤袭⾼车”，虏获甚众，“班赐从⾂各有差。”⾃此迄于天兴六年，⽆北巡之举。天兴五年秋，魏材官将军和突率军击黜弗、素古延等部，社崘率众救之于“⼭南河曲”，见于《太祖纪》及《蠕蠕传》，此事表明柔然影响及于阴⼭以南。天兴六年秋，拓跋珪率众与关中姚泰鏖兵于柴壁、蒙坑，⼤破秦军，“群⾂劝进平蒲坂，帝虑蠕蠕为难”⽽班师。见《太祖纪》。《𧑐蠕传》称：“社岭闻太祖征姚兴，遂犯塞，⼊参合陂，南⾄豺⼭及善⽆北泽。”《太祖纪》天赐三年（406）四⽉：“蠕蠕寇边，夜召兵，将旦，贼⾛，乃罢。”柔然兵威及于⼭以南，⾄于平城畿地区，威胁平城。

柔然的威胁迫使拓跋统治者放弃在中原的进⼀步发展，把政治的注意⼒放在平城北⾯的防御上来。《太祖纪》：天兴六年七⽉，“车驾北巡，筑离宫于犲山，纵士校猎，东北逾罽岭，出参合、代谷。这⽆疑是对上年柔然“入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而作出的反应⾏动。从此，“北巡”成为北魏道武、明元⼆朝的重要活动，详见下表。

◎ 本表所列包括西巡、东巡情况，以其巡幸之地均位于平城以北，与北巡情况相似，故⼀并置于表中考察。

从上列道武帝天赐年间及明元⼀朝北巡情况看，虽道武帝天赐三年及明元帝泰常⼆年、四年曾⼀度远⾄⼤漠，即阴⼭以北，但其巡幸的主要地区仍在平城畿内北部及与之平⾏的东北和西北⼀带；北巡的时间不定，或延⾄数⽉，或⼗数⽇⽽返；出巡时间唯明元帝泰常元年、六年、⼋年为六⽉，其余多集中在夏秋之交及冬季。综⽽观之，道武帝天兴六年以后及明元朝的北巡活动并⾮《宋书•索虏传》所记“阴⼭却箱”之俗，但“阴⼭却霜”之俗却萌芽于此。

拓跋珪天兴六年所筑之豺⼭官，有⼈考证其位于今内蒙古丰镇县⼤庄科乡东北之狼头⼭上，去平城不⾜⼆百华⾥，在平城畿内北境参合之南。¹据《太祖纪》，天赐四年七⽉，“车驾⾃满源西幸参合陂。筑北宫垣，三旬⽽罢，乃还宫。”此所谓“北官”当即豺⼭官。豺⼭宫为道武、明元⼆朝北巡常驻之地，后太武帝拓跋焘亦多以之为北巡阴⼭之驻跸处。明元帝永兴⼆年（410）九⽉，葬拓跋珪于盛乐⾦陵，是影响明元帝及以后诸帝北巡线践的重要事件，明元⼀朝除北巡豺⼭官外，常“西巡”云中旧官，拜谒⾦陵，并⽥猎其地。

来⾃柔然的威胁⽆疑是促使道武、明元⼆帝率众北巡的主要原因，其事始于天兴五年柔然南进及次年拓跋珪北巡统离宫于豺⼭。⾄明元朝，柔然常南进，京师平城“⽆岁不惊”，见于《魏书•崔浩传》。故明元帝亦⼏⽆岁不有北巡之举。虽泰常七年明元帝率军⾄黄河以南，与刘宋争虎牢等城，犹遣“兼总百揆”之泰平王拓跋焘“亲统六军出镇塞上”，次年⼆⽉，复“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城，西⾄五原，延袤⼆千余⾥，备置戍卫”。事并见《魏书•太宗纪》。道武、明元常在冬季天寒地冻之时北巡，⽆疑为了防备“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之柔然。柔然的威胁使北魏政权建⽴不久即不得不把政治重⼼放在拓跋鲜卑从所⾃来的草原地区，⽆以全⼒经营中原。明元帝神瑞⼆年（415），平城地区因霜旱⽽秋⾕⽆收，以致民饥，时议迁都邺城，博⼠祭酒崔浩⼒谏，所举两条反对理由，⼀为北魏政权犹与“诸夏”对⽴，另⼀条即为柔然与陕北匈奴夏政权威胁云中、平城，迁都之议遂罢，见《魏书•崔浩传》。

道武、明元⼆朝率⼤众北巡的活动⽆疑也适应了拓跋鲜卑游牧迁徙的旧俗。拓跋鲜卑徙居平城地区定居农耕前，⼀直是以游牧射猎为主的部族，拓跋珪定都平城，离散诸部，分⼟定居后，亦引⽤汉族⼠⼈，仿中原政权所⾏制度，杂采鲜卑旧俗，制定了⼀系列礼仪。天兴元年⼗⼆⽉，定魏为⼟德，服⾊尚黄；天兴⼆年正⽉，⾏圆丘⽅泽郊祀天地，群神⼭川合祭之制，废四⽉西郊祭天，遍祀群神之俗，见《魏书•太祖纪》及《札志⼀》。《礼志四》又记：“太祖天兴⼆年，命礼官捃采古事，制三驾卤簿。”其⼤驾“设五辂，建太常，属车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隶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仆御从。轻车介士，千乘万骑，鱼丽雁行。前驾，皮轩、闒戟、芝盖、云罕、指南；后殿，豹尾。鸣葭唱，上下作鼓吹。军戎、大祠则设之。”将此与《后汉书•與服志》所记“乘與⼤驾”相较，⼏如出⼀辙。天兴三年⼆⽉，拓跋珪还亲耕籍⽥。这些由汉族⼠⼈制定的礼仪将拓跋君主打扮成了⼀个汉族传统形式的君主，但它们毕竟和拓跋鲜卑族众旧有的习俗相去甚远，因⽽难遽推⾏。随北巡活动的发展，这些礼仪制度亦相继被取消。

《魏书•太祖记》：天赐⼆年四⽉，“车驾有事于西郊，车旗尽⿊。”同书《礼志⼀》记其事：“天赐⼆年四⽉，复祀天于西郊，······⾃是之后，岁⼀祭。”⾃此直⾄孝⽂帝太和中，四⽉西郊祭天之鲜卑旧俗又取代了天兴⼆年正⽉开始的圆丘⽅泽之制。《礼志四》又称：“改大驾鱼丽雁行，更为方陈卤簿。列步骑，内外为四重，列标建旌，通门四达，五色车旗各处其方。诸王导从在钾骑内，公在幢内，侯在步槊内，子在刀盾内，五品朝臣使列乘舆前两厢，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车旒麾盖、信幡及散官构服，一皆纯黑。此“⽅阵卤簿”，⼏乎全仿草原游牧部落传统的战阵⽅式，当然更适合北魏君主的北巡活动。⾄于《太祖纪》称“车旗尽⿊”，《礼志》称“王公侯⼦车旒麾盖、信幡及散官构服，⼀皆纯⿊”，说明天兴初法定的黄⾊亦为鲜卑族众所崇尚的⿊⾊所取代。天赐⼆年⼀系列倒退活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当另⽂专述，但这种倒退和拓跋君主统率族众北巡的活动应有相当的关系，在这⼀意义上可以说，北巡活动是对天兴初分⼟定居政策的⼀⼤反动。

与此相应的是，拓跋珪虽以平城为都，并让鲜卑诸部定都于其周围，但他死后，却被安到远离平城的盛乐⾦陵。《魏书•皇后列传》记什翼犍于建国⼗⼋年（355）葬其母⽟⽒于云中⾦陵，后什翼犍及其⼦拓跋寔之妻贺⽒均葬于此，是为盛乐⾦陵之始。拓跋珪既都平城，理宜⼘兆域于当地，他死葬盛乐⾦陵，⽆疑因鲜卑贵族对祖先兴起之地及⾃⾝昔⽇游猎旧处的坏念。是后直到孝⽂帝朝，盛乐⾦陵均为北魏诸帝及帝后归安之所，亦为贵族功⾂死后荣归之处，因⽽君主⼤⾂往来云中、平城则成理所当然之事。可以说，北魏都城时拓跋君主率⼤众北巡的活动与孝⽂帝迁洛以后⼀批“雁⾂”夏则返代，冬则居洛的情况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

道武、明元⼆朝北巡活动还有经济⽅⾯的原因。拓跋珪将原本游牧射猎为⽣的鲜卑族众离散定居于平城周围，其始末必即能适应农耕⽣活。天兴⼆年，魏击⾼车，虏获甚众，“班赐从⾂各有差”，⾃是以后，北巡常伴随对⼤漠游牧部落的掠夺，“亲征⼀掠夺⼀班赐”，成为北魏前期君主的主要活动，有⼈认这是从游牧部落⾸领那⾥继承下来的特征。2⽽且，北巡常和⼤规模的射猎活动结合在⼀起。《魏书•太宗纪》：永兴五年北巡回⾄平城，“⼤飨群⾂将吏，以⽥猎所获赐之，命民⼤酺三⽇。”泰常四年冬⾄云中：“逾⽩道，北猎野马于辱孤⼭，⾄于黄河，从君⼦津西渡，⼤狩于薛林⼭。五年克正⽉，······飨劳将⼠，⼤酺⼆⽇，班禽兽以赐之。”禽兽乳酪仍为鲜卑族⼈重要的谋⽣之⽅，巡游射猎亦势在必⾏。3

⼆、“阴⼭却霜”之俗的发展时期

如上所述，道武，明元⼆朝由于柔然强盛，北魏君主的北巡活动局限⼦平城畿内北部地区，极少涉⾜阴⼭南北。随太武帝对柔然⼀系列成功的反击，阴⼭南北地区重新纳⼊拓跋政权的势⼒范围，北魏君主的游踪亦因之进⼀步向北延伸。

始光元年（424）⼋⽉，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不久，柔然牟汗纥升盖可汗⼤檀率六万骑⼊云中，“杀掠吏民，攻陷盛乐官。”拓跋焘闻讯率军赴击，“三⽇⼆夜⾄云中，⼤檀骑围世祖五⼗余重，骑逼马⾸，相次如堵焉。⼠卒⼤惧。”后⼤檀因故退⾛⽽解围。见《魏收·世祖纪》及《蠕蠕传》。这次事件激发了拓跋焘对柔然的⼀系列反击⾏动。始光元年十⼆⽉、⼆年⼗⽉，连续两次击柔然，皆获成功。神⿅⼆年（429）四⽉，采太常卿崔浩之议，趁柔然“散众畜牧”之机进军，深⼊漠北草原，“俘获⾸虏及戎马百余万匹”，又获原役属于柔然之⾼车诸部数⼗万落。⼗⽉，“列置新民于漠南，东⾄濡源，西暨五原、阴⼭，竟三千⾥。诏司徒平阳王长孙翰、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侍中古弼镇抚之。”是为魏北边诸镇之源起。事见《世祖纪》《蠕蠕传》及《崔浩传》。⾄此，阴⼭南北地区终于完全置于北魏控制之下。

对柔然的反击，使北魏政权获得了大量战马和兵源，成为拓跋焘兼并北方其它民族政权的重要条件。而且，反击柔然也给北魏政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魏书·蠕蠕传》载：神鹿二年击柔然，获高车大众，徙置漠南，“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崔浩于是年力主出击柔然的理由之一即为：“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魏书·崔浩传》）此后，巡幸阴山南北以至漠南，成为拓跋焘主要的政治活动。《魏书·世祖纪》：延和二年（431）五月乙亥，“行幸山北。……十一月甲寅，车驾自山北还宫。”此“山北”即阴山以北，凡居达七月之久。同年十二月辛未，复“幸阴山之北”，次年二月辛卯方还平城，又历三月。拓跋焘长居阴山以北，无疑和“田牧其地”有关。为避免繁琐，兹列其在北方业已完全统一后的太平真君年中在阴山南北的活动情况于下表。

◎ 太平真君年中太武帝北巡阴山表

从上表所列可知，太平真君年中（包括正平元年）拓跋焘北巡的地区是“阴⼭”，“阴⼭之北”，“漠南”。道武，明元⼆朝北巡以平城畿内北鄙之犲山宫亦即“北官”为驻跸之所，拓跋焘则以阴⼭以北的⼴德殿或“⾏官”为其常住之地。《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三年（442），“六⽉丙戌，（南秦王杨）难当朝于⾏宫。先是，起殿于阴⼭之北，殿始成⽽难当⾄，因名⼴德焉。”《⽔经·河⽔注三》称“⾏官”位于源出阴⼭的⽩道中溪上，“世谓阿计头殿。宫城在⽩道岭北⾩上，其城圆⾓⽽不⽅，四门列观，城内唯台殿⽽已。”⽽⼴德殿在其西南，“其殿四柱两厦，堂宇绮拱，图画奇禽异兽之象。”时因杨难当朝觐，司徒崔浩刻碑记庆，“碑阴题宣城公李孝伯、尚书卢遐等从⾂姓名。”

太平真君年中，除七年、⼋年因盖吴为⾸的关陇各族起义迫使拓跋焘御驾亲征及⼗⼀年南击列宋⽽影响其北巡活动外，其余各年中有⼀半或⼀半以上时间是在阴⼭及阴出以北地区度过的。其中太平真君九年六⽉⾄⼴德宫，次年三⽉⽅还平城，滞留明⼭之北达九⽉之久。在拓跋焘北巡时，平城留守官员亦常随之⾏动。《世祖纪》：太平真君九年⼗⼆⽉，“皇太⼦朝于⾏官，遂从北讨。”⼗年⼗⽉，“皇太⼦及群官奉迎于⾏宫。”均可为证。出巡时间或四⽉、五⽉，或六⽉、七⽉，且冬⽇多居于阴⼭以北，与《宋书·索虏传》所记阴⼭却霜之俗仍相去甚远。事实上，拓跋焘远诣阴⼭属北魏中枢政治的主要活动，⽽⾮如后所述，是由此演化⽽成的习俗。

柔然的威胁仍是拓跋焘长居阴山及其以北地区的原因之一。柔然与冯氏北燕、关陇政权及江南刘宋结盟，对北魏形成包围之势；拓跋焘对北方其他少数族政权发动的一系列掠夺性的征服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都和削弱柔然有关。太延五年（439），拓跋焘出征沮渠牧犍，列数其十二条罪状，其中一条为：“北托叛虏，南引仇池，……提挈为奸。”（《魏书》卷九九《沮渠蒙逊传》）及至出军，令大将军、长乐王嵇敬，辅国大将军、建宁王拓跋崇率二万人屯守漠南，以备柔然。九月，柔然可汗吴提率军避开魏漠南驻军而南，“京邑大骇，争奔城中”（《魏书·蠕蠕传》）。因之，太平真君中，拓跋焘复数次反击柔然。太平真君十一年九月，拓跋焘南击刘宋，仍令皇太子拓跋晃“北伐，屯于漠南”（《魏书·世祖纪》）。《宋书·索虏传》记拓跋焘与宋文帝书云：“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又称：“芮芮吴提已死，其子菟害真袭其凶迹，以今年二月复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从命，来秋当复往取。以彼无足，故不先致讨。诸方已定，不复相释。”足见拓跋焘一直将柔然这个“有足之寇”（即马背上生活的民族）视为心腹大患。

但太平真君年中，柔然几经打击业已衰弱，鲜有南进之举；反是拓跋焘多次率军北至大漠，扫穴犁庭，多方搜讨，且常以不见敌而还。太平真君六年甚至“令民北徙畜牧至广漠以饵柔然”（《魏书·世祖纪》）。在这种情况下，拓跋焘常居阴山及其以北地区，实与其热衷于其地游牧射猎生活有很大关系。《索虏传》记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一年给宋文帝的第二封信说：“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足以表明其对游牧射猎生活的热衷。如北朝民歌《敕勒歌》所示，阴山地区在当时正是一个游牧射猎的理想场所。

《魏书·长孙嵩传》：始光三年（426），拓跋焘“诏问公卿：赫连、蠕蠕，征讨何先？”鲜卑贵族北平王长孙嵩、平阳王长孙翰、司空奚斤等人以为：“赫连居土，未能为患；蠕蠕世为边害，宜先讨大檀。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同书《崔浩传》记崔浩语：“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通过战争掠夺财物，以“禽兽”、“马畜”多寡为财富标志，虽是太平真君以前的事，仍能解释太平真君中拓跋焘率大众长居阴山的原因。特别是在前一段频繁战争以后，“内颇虚耗”（《魏书·高宗纪》末史臣语）的情况下，太平真君中长游于阴山及其以北地区，不断发动对柔然的攻击，成为北魏政权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十年正月，“帝在漠南，大飨百僚，班赐有差。甲戌，北伐。”九月，“阅武碛上，遂北伐。……冬十月庚子，皇太子及群官奉迎于行宫。壬辰，大飨，班赐所获及布帛各有差。”《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八月，刘宋举兵北进，“魏群臣初闻有宋师，言于魏主，请遣兵救缘河谷帛。”魏主曰：“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阴山南北不仅是北魏政权的战略后方，亦是鲜卑人即所谓“国人”维持“著羊皮袴”旧俗、抵制汉化的政治堡垒。因此，拓跋焘虽曾一度礼聘中原世族人士，进行汉化改革，而这种改革却以太平真君十一年崔浩及一大批汉族人士被杀而告终，北魏政权终究未能突破其胡汉杂糅的政治形态。

拓跋焘在北方统一后，长期盘桓于阴山及其以北地区，一方面阻止了柔然南进的势头，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又一次少数族进入中原地区的浪潮；另一方面也使鲜卑贵族及其扈从的鲜卑族人长期习于“马背中领上生活”，延缓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进程。而且，北魏政治重心移于阴山及其以北地区，使拓跋统治者在北方统一后，并没有致力于在北方建立一种有秩序的统治。《魏书·食货志》载：“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仍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韧膳府。”《魏书·世祖纪》：太延二年十月，“驱野马于云中，置野马苑。”这还属于在原本是游牧地区的活动。及平关陇，复广置牧场。《食货志》又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致使“牧子”成为魏末关陇地区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

北魏政权要改变其胡汉杂糅的政治形态，在中原地区实行有秩序的统治，必须抛弃阴山地区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

三、“阴山却霜”之俗的形成与北魏政治重心南移趋势

如前所述，由于柔然的威胁，北魏政权定都平城不久，便将政治的注意力置于北方草原地区。这种政治形势与鲜卑族固有的游牧射猎习俗相结合，使阴山及其以北地区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演变为北魏政治的重心所在，这影响了北魏政权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政策及拓跋鲜卑的汉化进程。

柔然经太武朝连续打击后，渐趋衰弱，至太平真君末年，“边疆息警”。继拓跋焘之后的魏高宗文成帝拓跋濬，承太武朝征伐之后，“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文成帝在位十四年中，唯太安四年（458）亲率十万大军出击柔然。兴光元年（454），魏北镇将房杖击柔然而破之；和平五年（464）七月，柔然受罗部真可汗予成侵魏，竟为魏北镇游军大败而回。上述史实均出自《魏书·蠕蠕传》及《高宗纪》。柔然确实已难以对北魏构成严重威胁。

《魏书·高宗纪》载：和平三年十二月，“制战阵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同书《礼志四》详记其事：“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岁除大傩之礼，遂耀兵示武。更为制：令步兵阵于南，骑士阵于北，各击钟鼓，以为节度。其步兵之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阵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六人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后踵以为常。”这次重新制定的“战阵之法”透露了北魏政权政治转向的一些信息。如所周知，魏统治者出于游牧部落，骑兵为北魏前期主要的兵种。因此，拓跋焘进攻凉州沮渠牧犍时，其地有无水草成为是否出军争论的焦点。拓跋焘太平真君末对刘宋发动的两次突袭都是在秋后天凉马肥之时出军的；对中原的统治赖其“耀威桑梓”中的骑兵，对柔然的战争更需兼马而行。新定的制度令步兵阵于其中，且「步兵阵于南，骑兵阵于北」”，“南败北捷”，表明随“马背中领上⽣活”的柔然的衰弱，北魏政权开始将依赖步兵作战的江南政权作为⾃⼰主要的敌⼿。阴⼭及其以北地区在北魏政治⽣活中的重要性也随这种政治形势的变化⽽削弱。

⽂成帝在位⼗四年中，兴安元年（452）初即位，上层政治⽃争激烈，和平六年（465）五⽉即去世，均⽆巡幸之事，⽽太安元年（455）七⾄⼋⽉、⼆年⼋⾄⼗⽉，和平元年七⾄九⽉巡幸河西苑囿，未⾄阴⼭地区。在曾北巡阴⼭的九年中，巡幸时间⼤⼤短于拓跋焘时，且出巡时间相对稳定。兹见下表。

上表说明，⽂成帝时⾄阴⼭，短则⼗余⽇，长亦不⾜三⽉，与太武帝拓跋焘动辄居阴⼭或阴⼭以北半年以上的作法⼤相径庭；九年中除太安四年因击柔然⽽于⼗⽉巡幸阴⼭的特例外，其余⼋年均在五⽉底⾄七⽉初出巡，且有五年均是六⽉之时，另外，除太安三年⾏幸阴⼭时，《⾼宗纪》明记曾“⽥于阴⼭之北”及和平⼆年记为“⾏巡⼭北”外，其余年份本纪只记“⾏幸阴⼭”，未记明在阴⼭的活动情况，⽽且和平三⾄五年虽有⾏幸阴⼭之举，然均旋返河西，于其地进⾏射猎活动。从上述种种情况看，⾏幸阴⼭已由以前的政治经济活动演变为如同四⽉西郊祭天那样的朝庭仪典，《宋书•索虏传》所记“阴⼭却箱”之俗，应是⽂成帝时期的情况。当巡幸阴⼭由⼀种政治经济活动转变成⼀种习俗时，随政治条件的变化，便有可能被取消。

⽂成帝巡幸阴⼭的情况表明，阴⼭及其以北地区在此时北魏政治⽣活中，已不如先前那样重要了，与此相应的是，⽂成帝对中原地区给予了相当的关注。《魏书•⾼宗纪》：兴安⼆年⼗⼀⾄⼗⼆⽉、兴光元年⼗⼀⾄⼗⼆⽉、太安四年⼆⽉⾄三⽉均曾巡幸中⼭、信都，观察风俗，和平⼆年⼆⽉⾄三⽉巡幸中⼭、邺、信都，“與驾所过，皆亲对⾼年，问民疾苦。诏民年⼋⼗以上，⼀⼦不从役。”还分别于太安元年、四年、五年，和平⼆年、四年颁布诏书，严禁官吏贪鄙，督促农桑，整顿赋税。中⼭、信都、邺三城所在之定、冀、相三州，地势险要，经济发达，⽂化昌盛，为北巍统治中原的根本所在。但道武、明元⼆朝⼆⼗六年中（从定都平城算起），除明元帝泰常⼋年（423）正⽉因南争虎牢⽽⾄邺城外，⽆南巡中原之事。太武帝拓跋焘统治的⼆⼗⼋年中，始光四年（427）⼗⼆⽉⾄中⼭；太延元年（435）⼗⽉⾄定州、冀州、邺城，五年⾄定州；太平真君四年（443）正⽉⾄中⼭，六年正⽉复⾄定州，⼋年⼆⽉“⾏幸”中⼭，南巡共五次，其中四次仅到与平城较近的定州（中⼭）。拓跋焘南巡反映了中原地区在北魏政治⽣活中的重要性逐渐加强的趋势，⽽⽂成帝到中原的次数明显增多（⼗四年中四次），活动范围也显然扩⼤，如联系太武帝和⽂成帝在阴⼭地区活动的不同情况，⽂成帝时北魏政治明显地倾向于中原4。

北魏政治重⼼由阴⼭地区偏向中原，固然和曾给拓跋统治者造成数世⼤患的柔然的衰弱有关系，也是北魏平城时期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从经济上看，游牧射猎及战争掠夺虽是北魏前期获取财富的重要⼿段，但拓跋鲜卑定居平城周围后，农业经济毕竟是处于发展之中。拓跋珪时鲜卑贵族和跋谓诸弟：“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勉励，务自纂修。”（《魏书•和跋传》）是治史者熟知之事。《南齐书•魏虏传》称：“什翼珪（按：即拓跋珪）始都平城，犹逐⽔草，⽆城郭，⽊末（按：即拓跋焘）始⼟著居处。”传记平城房舍皆“⽡屋”、“⼟屋”⽽⾮帐幕穹庐。又称拓玻焘时“太官⼋⼗余窖，窖四千斛，半⾕半⽶”；“殿北丝绵布绢库⼟屋⼀⼗余间”。这表明⾄少在拓跋焘吋，⾕物绵帛已成为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魏虏传》又称拓跋焘太⼦拓跋晃“使婢⼲余⼈，织绫贩卖，酤酒，养猪⽺，牧⽜马，种菜逐利”。养猎、种菜，织绫锦与牧⽜马并重，这是经济上的胡汉杂揉形态。《魏书•⾼允传》称：“恭宗（即拓跋晃）季年，颇亲近左右，营⽴⽥园，以取其利。”⾼允谏语中称其“营⽴私⽥，畜养鸡⽝，乃⾄贩酤市廛，与民争利”，希望他“所在⽥园，分给贫下，畜产贩卖，以时收散”。拓跋晃晚年的⾏为反映了太平真君吋平城地区的农业经济已有很⼤进步，《魏书。世祖纪下》记太平真君四年拓跋晃以太⼦监国后，曾下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家以⼈⽜⼒相贸，垦殖锄耨。其有⽜家与⽆⽜家⼀⼈（‘⼈’当作“⽜’）种⽥⼆⼗⼆亩，偿以私（“私’当作‘耘”）锄功七亩，如是为差，⾄于⼩、⽼⽆⽜家种⽥七亩，⼩、⽼者偿以锄功⼆亩。皆以五⼜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数，所劝种顷亩，明⽴簿⽬。所种者于地⾸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又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垦⽥⼤为增辟。”同书《⾷货志》记其效果：“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矣。”拓跋晃所下制书还表明平城地区鲜卑族⼈贫富分化和⼟地私有情况均已出现。《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论⽂集•民族•⽂化篇》⽇本学者⽇⽐野丈夫《关于墓志的起源》⼀⽂，⾸揭北魏延兴⼆年（472）《申洪之墓志》，称申洪之丧于平城，“遂筑堂于平城桑⼲河南”，“先地主⽂忸于吴提、贺赖吐伏延、贺赖⼟根、⾼梨⾼郁突四⼈边买地⽢顷，官绢百匹，从来廿⼀年，今洪之丧灵永安于此，故记之。”申洪之葬地在“先地主”⽂忸所买有的⼟地上，⽽此项买卖发⽣于延兴⼆年前⼆⼗⼀年，即太平真君⼗⼀年，⽽此项⼟地买卖中所涉及的⼈均显⾮汉⼈，卖买又是通过“官绢”完成的，⽽⾮畜产，可见在拓跋焘末期，平城地区的⼟地买卖已经开始。不仅平城地区如此，包括阴⼭南北在内的草原地区，农业⽣产已逐渐发展起来。《魏书•蠕蠕传⾼车附传》称拓跋焘神⿅⼆年徙⾼车数⼗万落于漠南千⾥之地，“逐⽔草，畜牧息，数年之后，渐知粒⾷。”此“粒⾷”并⾮从南边诸州运⾄，⽽是⾼车族众逐渐习于农耕之故。《通鉴》宋⽂帝元嘉六年⼗⽉条记魏对⾼车族众的处置是：“使之耕牧⽽收其贡赋。”看来，被置于漠南的⾼车⼈，⼏年之后亦逐渐适应了农耕和畜牧相杂的经济⽣活。《魏书•刁雍传》记刁雍于太平真君五年出为薄⾻律镇将，“总勒戎马，以防不虞，督课